新兴技术对美国情报机构收集、处理和评估信息的方式影响巨大，因此，美情报机构在这方面面临的系列挑战不容忽视。

（一）对手国家造成的威胁

中俄两国对美国造成了多种威胁。一是情报创新工作的统一。中俄等国综合军用和民用人工智能研发，引导商业机构创新军事情报应用能力，使其能够集中国家资源，更快地适应新兴技术和不断变化的作战环境。二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和密码学以及量子技术方面的进步，可促使对手加强和加密其情报系统，以阻止远程网络渗透。三是侵略性进攻。对手还将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渗透、操纵和削弱美国情报能力，以及使用智能恶意软件访问、利用或破坏关键技术数据和情报，或将植入“有毒”或虚假数据。

（二）情报目标挑战

大国竞争对手、恶意区域行为、恐怖主义以及网络威胁等，对美国情报的目标形成挑战。一是美国情报机构需要筛选情报的真实性，识别对手的深度伪造信息；二是美国情报机构需要阻止并预测对手在新兴颠覆性技术方面的发展，以及这些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三是美国情报机构应当更加关注涉及人类安全的情报。

（三）机构文化阻碍

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自己的情报技术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全球情报黄金标准”。这种文化影响无疑会减缓该机构的变革和技术推广。

（四）情报机构的价值受到威胁

由于商业化情报和开源情报的发展，非政府的情报机构组织也能够像政府秘密情报机构一样，及时准确地输出情报信息。

（一）情报收集

美国情报机构拥有新型的、收集国家利益相关情报的能力。情报收集阶段将以使用新兴技术、利用开源数据为基础，重点填补情报空白。

情报收集主要面临以下挑战：一是被探测。随着高反情报威胁区域的扩散，美国情报机构官员面临持续暴露的风险。二是被中断。美国情报机构的敌意监视可能会使对手国家持续普遍地覆盖美国官员，中断复杂区域的通信。三是被降级。对手国家情报机构可以利用人工智能，通过渗透、操控和降级信息收集工作，使技术平台面临持续威胁。

面对不断变化的威胁和情报收集环境，美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应指导多个试点计划，测试新兴技术对人工情报收集的当前和未来影响。一是攻克最困难目标。情报部门必须将收集重点放置在渗透最困难目标方面，收集关于对手计划、意图和能力的关键信息。二是提高情报收集技术。秘密收集对手的新技术能力和应用情况，以及国外科技部门的创新信息。三是培养下一代美国情报机构。四是了解生物技术潜力。合成生物学与人工智能和计算能力融合对情报收集具有潜在转型影响。五是增强情报前期的处理能力。加强后的情报收集处理能力，仍难以应对传感器衍生数据的指数级增长。嵌入人工智能模型的传感器能够预处理数据，减少信息流和带宽在恶劣边缘环境中的压力。

（二）情报分析

人工智能在情报分析方面的优势：一是优化情报信息流，帮助分析人员筛选相关和有用信息。二是增强情报探测和感知，帮助分析人员识别可视化目标环境中的情报模式和变化。三是减少情报分析任务，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进行特定类型的情报分析工作，减轻分析人员的负担。四是测试情报分析线，分析人员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改进和测试人员的情报分析结果。

为提升和展示情报分析价值，智库建议美国情报机构采用分析人员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方式，弥补彼此的不足。一是情报分析自动化。将关键、繁琐且耗时较长的情报信息管理任务自动化。二是展示成功的人工智能情报分析。美国情报机构领导者应授权和协调各任务中心试验和采用适合各自任务的新兴技术工具，展示人工智能工具和开源情报应用于情报分析问题的成功案例，以获得对新兴技术的支持。三是接受开源情报。情报分析人员应将开源情报数据与大数据的其他方面，以及秘密情报相结合，从而得出对手作战计划和意图的完整图景。四是整合技术情报。评估对手在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并整合到对其战略政治和军事分析中，深入了解和分析对手的科技计划、意图、能力和对美国的威胁。五是利用群众智慧。可通过扩大预测市场和使用众包工具获益。六是培训决策者。情报分析人员必须成为人工智能和分析应用方面的教育者，这是与利用人工智能指导决策的战略领导者建立信任的一部分。

（三）情报分发

利用新兴技术支撑情报分发的优势在于：一是创新，可利用人工智能和类似维基百科的知识库，用来收集、定制和更新内容，维护客户的长期需求。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可快速响应客户，根据对方要求形成初步的分析报告。二是情报传递，人工智能可预测情报需求的趋势并分析其原因，根据用户参数来评估其偏好，最终帮助情报分析师扩大客户群。还可根据用户的属性，自动快速精准地传递关键性情报、时间敏感情报，或向客户提供稳定的定制情报内容。三是消费体验，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帮助情报用户确定其所接收情报的优先级，定制日常阅读书籍，以满足其当前的政策和作战需求。交互式图形、动画、增强现实和其他沉浸式技术还将提供沉浸式情报产品的体验，让决策者随时随地安全地访问情报内容。

建议：一是推进智能的客户服务。真正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情报智能分发，并对情报在制定政策、实施决策方面的价值进行直接、实时的反馈；采用适当方法，促进客户理解和支持新兴技术实验，确保决策者的优先事项更好地融入分析师的考虑和算法；加速开展并鼓励尖端技术的试验与测试，以提升情报用户的体验；利用新兴技术，进一步扩展客户群体。二是智能安全分发。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应当评估使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技术进行情报分发，以支持即时决策的好处和风险；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应在IQT公司和美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协助下，探索在区块链等技术方面的投资，以便在零信任或接近零信任的环境中实现情报的快速共享。三是对开源情报的特别建议。开源情报被视作战略情报的基础情报，应当按照秘密情报的标准进行投入；将开源情报与商业的地理情报、信号情报等收集结合，按照非秘的标准、在所有设备上开展；扩大开源情报的覆盖范围和影响，使其能够为多种客户提供非保密的情报产品；除了五眼情报联盟（FVEY）之外，可以考虑扩张开源情报的联络伙伴关系。

正如上文“新兴技术应用”部分所述，技术和创新本身并非美国情报机构转型的障碍，相关新兴技术的应用将会促进情报工作的开展，情报技术工作组确定了六大促成因素，促使美国情报机构抓住新兴技术潜力。

（一）员工和机构文化

一是人才招募：扩大人才招募范围，促进人才多元化、增强人才库力量。二是人才技能支持和培训：明确情报收集人员、情报分析人员应具备的数字能力、书面表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水平，并根据具体工作任务，量身定制培训课程。三是团队和情报技术：情报分析人员与技术专家和团队的合作，可能会释放人工智能在情报任务方面的真正潜力。因此，国家情报机构必须将情报团队的才能技能应用到情报任务中。四是职业轨迹保留：为员工提供不可替代的任务以及通过任务发挥影响的机会，以保留和发展精通新兴技术的员工。与此同时，还要为技术专家提供职业发展机会，提高其技能，帮助其获得总部以外的工作机会。

（二）情报获取和采纳

一是优先开展情报机构创新。二是更新情报机构情报获取工具包。三是整合国家情报机构和国防部情报的获取战略。四是弥合创新者与用户之间的鸿沟。五是建设大规模数字基础设施。

（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国家情报机构应与商业部门、研究机构和国外合作伙伴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是参与多样化的商业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快速定制部署、评估颠覆性技术、共享大数据和算法、人才共享，以及公私合作等方式，与商业部门建立合作关系。二是必须利用国家实验室、研发中心的前沿研究成果、专业知识和能力，帮助完成机密和非机密的工作，并加强应用技术的研发、测试，推进情报算法和建模。三是美国情报部门必须从以情报共享为核心的伙伴关系，转向以情报生成为核心的伙伴关系，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情报伙伴关系。与盟国开展联合创新、部署收集和作战、算法和数据集共享、实时情报共享、联合分析情报等合作。

（四）战略研发和下一代技术

主要包括：跨越式技术；“蓝军与红军”技术战略；任务整合和过渡；基础研究；秘密和非机密工作等。

（五）基础设施、结构体系、安全和保障

必须建立完善以下基础设施和架构：一是多层结构、边缘云技术和弹性技术设施；二是条件数据架构、消除“烟囱”和“竖井”架构和多情报跨领域架构。

此外，面对持续性、侵略性、针对性的网络攻击威胁，国家情报机构必须确保技术的安全。一是尖端安全技术和新兴技术测试、评估、检验和验证实践必须严格贯穿人工智能及其相关硬件、软件的平台的应用周期。二是美国情报机构还可与国防部、学术界以及私营部门合作，研发和完善以人工智能测试和评估为中心的生态系统。三是情报分析人员必须提高辨识能力，能够权衡保障情报数据的真实性。

（六）伦理与人员管理

一是隐私权和公民自由：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下属的公民自由、隐私和透明度办公室，应与国家情报总监、科学技术理事会和首席信息官等，共同出台开源和公民自由倡议，解决开源情报涉及公民隐私和自由的问题。二是可解释性和透明度：通过合作以确定新兴技术的可解释性通用标准和最佳实践。三是偏见和判断：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应组建情报机构工作组，研发一种最佳的实践工具，以理解、记录、缓解和沟通人工智能情报工作过程和结果的偏差。